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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霖:“全球同此凉热”与战疫模式

文 | 马晓霖
 
3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公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三大措施,包括30天的欧洲禁行令、50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资金支持和延缓个人及企业纳税期限。尽管这番讲话不足以挽救市场信心而致全球股市再次大幅下跌,但标志着美国已投身这场不见硝烟的全球防疫之战。在114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宣布,新冠肺炎病毒“具有全球大流行特征”。至此,疫情已成为人类共同挑战,防疫战疫上升为各国当务之急。“全球同此凉热”,防疫战疫模式也将更加丰富多元而值得观察。
(漫画/陈彬)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宣布,为帮助意大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定向意大利派遣医疗专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同组建的专家组已于当天启程。这是继2月29日中国向境外第一个重灾区伊朗派出首支由5人组成的志愿专家团队后,中国第三次向境外派遣医疗专家,更是第一次在医疗和防疫领域驰援发达国家,意义非同寻常。这也是中国在总体上有效控制疫情后,在“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总原则下加强助力他国、决战境外的转折风向标。
 
国家卫健委发言人12日表示,“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随着疫情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更多的中国医疗力量与资源将驰援境外,回报友好国家支持,践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多对付疫情的中国经验和做法,也将日益受到各国重视和参考。作为西欧和发达国家主要成员的意大利已创下两项“第一”:第一个封闭城市和大区,第一个向中国请求医疗援助。中意两国在防疫战疫领域的互动,体现了超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互通有无和守望相助,也包括十分难得的模式认同。
 
此轮疫情发生后,各国反应的态度、速度、力度差异较大,也呈现出不同的疫情定性、战疫规模和应对方式。对此,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顾问白钢教授系统提出“战疫模式”说,认为世界大致并行两种路径取向和战疫模式:路径一,以群体生命安全为第一诉求,针对疫情的最大化危害边际作防范布置;路径二,优先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其措施对应于疫情的最小化危害边际。选择第一种路径的代表性国家有中国、韩国、伊朗、意大利;选择第二种路径的代表性国家是新加坡、日本和美国。
 
白钢教授进一步指出,和选择路径一的国家相比,选择路径二的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其公共卫生医疗条件整体上较高,应对疫情的措施本质上服务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常态化运作之目的。相应地,其总体应对模式为:以各种方式避免大规模恐慌情绪蔓延,特别是防止由此引发的对于病床和医疗资源的挤兑。形象地说,路径一是较短时间的阻击战、歼灭战,制胜要害在于能够承担一定阶段内防疫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路径二是拉锯性的持久战、游击战,认为病毒会与人类长期共存,或等待开发研制出有效疫苗,或依赖于人体产生抗体。
 
白钢教授的分析不无道理。不同模式既有科学规范指导下的一定规律性和同一性,也有具体国情和决策观念、机制乃至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和商业环境导致的差异性。同在东亚的日本与韩国,表面上看确诊疑似病例数量差别很大,原因却在于抽查基数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韩国大面积疾控是想放手打个短平快,日本则因准备夏季奥运会而举重若轻内紧外松。另一个亚洲成员新加坡是属于“袖珍国家”,原本就管理得高效而有序,疫情出现后可以追踪到每一个相关人员,而不必大规模兴师动众。欧洲腹地的意大利,不仅是旅游大国和交通枢纽,还经历过债务危机,一旦疫情失控,不仅重创自身经济和形象,还要波及亚非欧三洲,所以对疫情采取了还算果断的“斩立决”。
 
美国一直受流感袭扰而容易忽视这轮疫情的危害性,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制度刚性,又使美国医保体系存在巨大覆盖漏洞,而且检测治疗成本很高,过早接战必然加剧行政与财力成本,也将激化两党和府院矛盾。今年偏巧又是大选年,为控制疫情而放慢经济甚至导致阶段性停摆,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民主党或共和党都不轻易主张快速更换频道应对危机,直到股市连续暴跌而被迫宣战。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战疫模式无优劣高下之分,只有是否契合国情疫情之别。新冠肺炎病毒的基本病因、症状、传播方式和治疗手段已大体清楚,只是溯源至今众说纷纭,也一时难以厘清。各国决策者和民众的认知和反应难免存在差异,外加其他诸多因素,最终共同形成不同的应对模式和路径,也将随着疫情发展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而衍生出更多的模式和选择。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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