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晓霖

 

过去一周，一向是地缘政治“网红”的伊朗再次“走红”，遗憾的是这次意外以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登上国际新闻热榜，先成为中东多国感染源头，随后副总统等多位要人染病而令人震惊。伊朗疫情大暴发并导致严重后果具有复杂的主客观和内外因素，需要通过多棱镜来观察。

 

2月27日，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接受隔离治疗。埃卜特卡尔不仅是伊朗首位女性副总统，还拥有免疫学博士学位，无论从职位和专业角度看，她成为疫情受害者都令人匪夷所思，引发的公众恐慌和外界疑惑也可想而知。

 

埃卜特卡尔只不过是伊朗众多被病毒缠身的要人之一：继25日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议员马哈茂德•萨德吉被确认感染病毒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委员会主席穆杰塔巴•祖努尔也于27日被确诊。同日，前驻梵蒂冈大使、教士哈迪•霍斯罗沙希在距首都120公里的疫情重灾区库姆病故。截至德黑兰时间28日，伊朗累计确诊病例388例，死亡34例，死亡率为8.7%，和前一日相比，新增143人，死亡新增12人，增幅较大，而且疫情已覆盖20个省份。

 

伊朗数周内进入新冠肺炎疫情最重国家之列并波及周边国家。2月19日，伊朗卫生部首次报告发现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来自库姆并不治而亡。然而，一位库姆议员披露，早在13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月中后，疫情不仅以库姆为圆心向全境扩散，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等国也陆续出现源自库姆的确诊者和疑似人员。库姆瞬间为外界广泛瞩目，而以库姆为中心衍生的复杂情况，更让人确信伊朗疫情已超越单纯卫生事件变成政治和地缘问题。

 

16世纪萨法维王朝建立后，遵奉阿里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唯一合法继承人（哈里发）的什叶派教义被立为国教，伊朗在什叶派信众中的堡垒地位逐步形成，而阿里某后裔妻子陵墓所在地库姆自然是什叶派重要圣地之一，并因为萨法维与奥斯曼帝国分庭抗礼而擢升为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高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学者。作为伊朗地理与宗教中心的库姆，上世纪70年代又成为伊斯兰革命策源地，使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林、科威特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周边国家渴望改变政治地位的什叶派穆斯林趋之若鹜，同时也输出大量什叶派宗教骨干，是伊朗重要的国际化城市之一、接纳外籍移民最多的城市和旅游热点。近10年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什叶派志愿者和宗教人士广泛参与地区政治军事活动，加剧人员跨境互动，给库姆成为伊朗和中东疫情扩散原点提供了客观条件。

 

库姆之外，国内政治热潮冲淡了疫情风险进而使伊朗错过战疫黄金窗口期。疫情逐步在全球暴发时，伊朗在全力准备23日的第11届议会选举，政治家们聚焦于立法机构席位争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1日公开将疫情预警视为破坏大选的“外部敌人宣传攻势”。个别高官甚至在确诊后仍忙于会见和会议而不采取任何隔离措施，给疫情上下扩散埋下隐患。选举当天，占全国人口近四分之一、选民总数42.57%的2451万多名伊朗人在5.5万个投票站投票，这种大分散小集中的公众活动加速了疫情大范围传播。这次选举投票率仅为42.57%，创历史最低纪录，除派系矛盾和治理不善引发政治冷淡外，疫情恐慌也产生了作用，但是，投票者基本没有做任何预防。议会选举无论谁输谁赢，整个伊朗输掉了前半程的疫情阻击战和健康保卫战。

 

伊朗是个政治与宗教高度结合的国家，每星期五的传统穆斯林集体礼拜，多被用来宣讲内政外交主张，也是世俗与宗教力量、保守派与温和派博弈的舆论阵地。面对疫情冲击，以库姆为核心的强大宗教保守势力一度反对卫生部门基于科学常识和专业经验做出的应急避险建议，拒绝临时停止聚礼传统，甚至呼吁抵制西医西药，也让伊朗付出更多代价。

 

地缘因素也导致伊朗不堪疫情重负。40年的美国和西方封锁与制裁，近年伊朗对外投入过多引发的国力透支，与沙特等国断交或失去海陆联系，如并发症般严重损伤国家经济实力，掏空外汇储备，阻碍商品进出口，最终必然使医疗防御体系弱不禁风。据报道，伊朗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医疗设备老化相当严重，尽管九成常用药本国可以生产，但是，所需原材料近三成依赖进口，医疗器械近七成无法自给，口罩和消毒液等常规防护品产能严重不足。

 

长期身陷困境的伊朗再遭疫情重击，祸不单行。面对这场共同灾难，伊朗不应成为地缘“孤岛”，除举国齐心抗击疫情外，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抛弃歧见施以人道主义援手。

 

文章原载于中国经营网